那些年，哪些高考的事

今天35教育网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那些年，哪些高考的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高考录取文理分科和文理综合的区别
• 2、那些年，哪些高考的事
• 3、院士高考回忆录｜孙宝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高考录取文理分科和文理综合的区别

1、文理综合是指不分文理的那些学校的考生，而文理分科是通常讲的文综（地理、历史、政治）、理综（生物、化学、物理）；高考录取时，文理分科的考生专业有限制，文综倾向于文科类的专业，理综倾向于理工科类的专业，而文理综合的只要分数达标，都可以报。
2、2015年高考录取工作从7月初开始，高考录取要按照批次顺序依次进行，首先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最后高职高专批。高考录取结果会随着每个批次的录取结束随时公布，考生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报考批次录取时间到当地的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投档分数及录取分数线会在投档及录取结束后公布。
3、录取结果公布后，被录取考生要时刻保持预留电话的畅通，录取通知书会陆续发放到考生手中。高考每个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教育考试院会公布缺额学校征集计划，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上网填报征集志愿或降分征集志愿，报考没有招够人数的缺额学校。准确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考试院官网会公布。

那些年，哪些高考的事

曾经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过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走进考场，或没能通过高考走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来说，高考依然带给他们许多收获。那是对知识的敬畏，对学习的渴求。

改变的不仅 是“考中者”

高考制度在山川沟壑间激发起一代青年人知识的渴望，也激发起全社会对知识不可遏制的热情

我父亲是个农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高考考场，却始终牵挂高考。晚年病重时，他还能清晰地记得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条山沟里考出去的学生，而且记得他们的考分。

恢复高考那年，我才六岁。那个秋天，我背起书包，带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头小黑板去上学。我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时候来到山沟里的。第二年春天，附近好几个村都有学生考上学校的喜讯传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远方亲戚，他比我父亲小几岁。从此，这个亲戚便成为我的“榜样”，父亲经常以他来教育我。从那年起，我们那条山沟八九个村庄，前前后后上过中学的青年人又都找学校补习去了。后来几年，接二连三有人考上学校。这些消息不仅激励了我们那一带的学生，也鼓舞了我父亲这样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农民。

在这样的消息中认识高考、明白了考试的意义，我也踏着高考鼓点走出了山沟。高考，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当然至关重要，因为这场考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高考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以至于今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一次次回味这项制度的意义。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来，都会想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是高考的获益者，父亲他们则是高考的旁观者。这样一场考试，对于父亲那样没有机会进考场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四十年来，成千上万学子走过了高考独木桥，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没有走过这座桥的人，一定比走过来的人多出很多倍。如果高考仅仅是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们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它的意义就要少很多。其实，历史的逻辑并非如此。

至少，高考燃起了我父亲新的生活理想。后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和我说过，是高考给了他供子女读书的动力。我的父母亲从这场考试中看到了艰苦读书的价值，甚至找到了改变一个家族命运的信心。无论生活多么拮据，不管送孩子读书的路有多么艰辛，他们始终满怀希望。父母抱着这样的决心，前前后后用二十多年时间，耗尽了他们最宝贵的壮年岁月，把我们兄妹都送进高考考场，送出了祖辈劳作的山沟。

我相信，这种鼓舞并不仅仅发生在那沟壑连绵的太行山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农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每年拿出钱来送孩子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顾生活艰苦，顽强供孩子读书的故事层出不穷。很多深山沟的农村，以砸锅卖铁的决心集资盖学校，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一道感人的风景。高考制度在山川沟壑间激发起一代青年人对知识的渴望，也激发起全社会对知识不可遏制的热情。

今天，重新回味四十年前那场考试的时候，一年一度看到更多年轻人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的思绪总是漫过考场，想起我父亲，想起那些像父亲一样永远没有机会走进高考考场的人们。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一项教育制度，更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它激起了全社会的热情，改变了各个阶层人们对知识的价值认同，重新树立起奋发学习的社会信仰，为人们开辟了改变命运的新通道。所以，它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几十年的变化；所以，高考的“受益者”不只是我们这些考中者，还有那些没有机会高考或是没有考上的人！

多些选择 多些精彩

现在的孩子没有我当年高考的那份紧张，没有我当年复读的那份执着，也失去了我考上学校时的那份荣耀，但是孩子们多了一份自信，多了许多机会，也有了更多选择

我是高考的受益者，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我感谢高考，给了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机会和公平。

我本该1983年参加高考，而实际上却是1984年高考的。因为1983年高考预选，我没能选上，也就没有资格参加。那时候，高考录取率很低，再加上我们县是一个教育相对落后的县，落榜与复读很普遍。高考和当兵是当时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两条渠道，尤其是高考，考学校就是考工作、考饭碗。于是，那些复读几年不放松、终于如愿考上学校同学的事迹就成了老师教育我们的励志故事，也是鼓舞我们前进的榜样。那真正是“英雄不问出处，成功不分早晚”。

1984年的高考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毕竟已复读一年，竞争十分激烈，我想考上学校的心情也十分迫切。尤其是第一场考试前，快进考场了，却一次一次地上厕所，拿到试卷，却读不通题目，心里紧张的情形可想而知。只等考过了第一科之后，心里才稍稍放松。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但那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高考结束后，我没有等待，也对自己没有信心，就又一次投入了紧张的复读之中。我是在复读时接到通知书的，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

大学毕业，我回到母校担任教师的十几年，从高考的参与者变成了“应对者”。每天和孩子们一起，起早贪黑，摸爬滚打，应对高考：某某同学发展不平衡，某一科影响达线；某某同学成绩不稳定，心理状态不好；一次次统计分数，一次次分析试卷，一次次找学生谈心谈话。高考前，我的心总是惴惴不安，每每晚上做梦就是考试，考试就是紧张，就读不懂题、不会做题。多少次都从这样的梦中惊醒。其苦无穷，其乐亦无穷。每当和孩子们谈自己高考紧张的糗事时，我总是这样说：“高考，紧张是一种正常的表现，也是一种责任心和责任感的表现，不要惧怕紧张，适度的紧张反而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但不能像我似的紧张，那是一种惧怕与恐慌。”孩子们笑着善意地说，“老师你就是胆小”；我儿子则不客气地说，“老爸，你这是没学好”。他们说得都对，这就是我的高考。

后来，我到县政府工作，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对高考的关注已不再是具体哪个学生，哪一门学科，更多是操心考试政策、考试安全、考试组织、考试环境、考试秩序、考试结果，家庭贫困学生入学及通过高考暴露出教育教学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不时地走进学校，与老师们探讨备考的具体问题，与同学们分享高考的体会与信息。现在的孩子没有了我当年的那份紧张，没有我复读的那份执着，也失去了我当年考上学校时的那份荣耀，但孩子们多了一份自信，多了许多机会，也有了更多选择。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去年，我到山西长治技师学院工作，面对的是一群没参加过高考和高考没上榜的孩子。他们很活跃，也很可爱。每当我听到孩子们热情的问候声，机床的轰鸣声；看到焊花飞溅，抹着油污和汗水的笑脸；看到横平竖直的布线，精湛细致的茶艺时，我对高考有了别样的感悟：高考已不再是通往成功的独木桥，高考也不再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高考的人生同样可以精彩！

落榜浇不灭对知识的渴求

我时常想，没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过两次高考落榜并没有挫败我的信心，我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了

我是一名“60后”，也是一名高考落榜者。提到高考，就一下子触及我内心深处的“伤痛”。

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本来是想报考大学，但父亲说能考取中专，也包分配，毕业后也能吃上商品粮，为保险起见，就劝我考中专。也许是自己太“自信”的缘故，结果第一次考就“马失前蹄”，录取分数是240分，我考了233.5分。

回到家里，我哭了好长时间，尤其是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我的都被录取，我更是难过了好几天。看看当时农村艰苦落后的生活环境，父母劳累的场景，我向父母提出，复习一年继续考，一定要为自己、为家里争口气。

1980年的夏天，表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当时已从南京第一炮兵学校毕业提拔为排长的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部队的干部培养选拔制度也在改革，从今年开始，改变过去那种直接从士兵提干的做法，改为先上军校后提干。

表哥还说，部队考军校相对于地方高考来说，容易一些。表哥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既然父母又辛辛苦苦地供我复习了一年，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干脆再拼搏一下高考，落榜后就参军考军校。父母也同意了我的想法。

于是，复习了一年的我又一次参加高考，结果再次名落孙山，离最低录取线20多分。不过，有了表哥的安慰，我没有哭，反而下定了参军报考军校的决心。

在1980年的冬季应征入伍中，我报了名。经过政审、体检等一系列程序，终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时，我是背着一大包数理化学习资料走进兵营的。正式分配到连队不久，我就报名参加了北京某地质出版社举办的函授学习，三年的《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自学完后，虽然没有毕业证，档案也没有任何记载，但给我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1983年，我考上了军校。虽然这是一所学习时间只有两年、中专学历的军校，但毕竟毕业后就提干，成了干部身份，也就意味着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参军20年，我从战士一直干到中校正营职。2000年，我转业到威海市，安置在一个行政执法的事业单位，一干就是17年。转业前，我已在部队通过三年的在职函授学习，拿到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文凭。 35教育网

我时常想，没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在我看来，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理解问题的能力来看，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两次高考落榜并没有挫败我的信心，我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了。

不曾走进大学 也能守护希望

虽然当初的抉择为生活所迫，却并不影响我们守护自己与别人的梦想

你相不相信，有那么一群人，没有经历高考，最后却成为老师。他们亦配得起“老师”的身份，因为他们是一群真正热爱读书才情兼具的人。

“文革”时期，出身地主家庭的爷爷“不宜高考”，被放逐乡下种田放牛，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文革”后，终于可以参加高考了，却由于家境清寒，小儿又重病在身，为种种家庭琐事牵绊，心有余而力不足。爷爷自幼饱读诗书，见多识广，当时在村里口碑极好，乡村学校正好缺老师，就这样被推举去做了民办老师。

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爷爷同龄的一大批潜在人才，因为无缘高考而被尘封。

改革开放，正值高考热火朝天的阶段。1979年父亲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放弃了考高中，而选择考取中等师范。爷爷也很无奈，五个孩子个个都要读书，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又时常拖欠。家里种了点田，地里庄稼的收成还不够给孩子们交学费。爷爷是教师，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五个孩子中让谁辍学，他都于心不忍。这时父亲主动提出要去上中等师范，读三年，毕业后就能就业，省去了上大学的一大笔开支，还能替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父亲一面读师范课程，一面借了高中课本复习。他抱着一丝希望，期待能有机会参加高考。他深知，读个师范已让家里债台高筑，再读大学简直是一种奢望。但他不想放弃高考的机会，他想通过高考来证明自己当初走师范这条捷径，完全是出于无奈。

师范最后一年，他偷偷报名去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想了一夜。那是一张来自师范大学的信笺，上面残留着父亲欣喜而哀伤的泪痕，被珍藏了三十年。

2001年，父亲得到消息，中等师范改制，由3年改成“3+2”。这意味着那些不愿疲于奔命高考的人，可以一举两得。我还有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孪生弟弟，他们要同时读高中、考大学，以我家的情况肯定负担不起。而那时的师范“3+2”学费生活费基本全免，父亲知道我有委屈，但他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让我自己做决定。当命运将这张牌发给我，我做出的选择与父亲当年一样。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没有走进大学校园，却都成为学生心目中理想的老师。虽然当初的抉择为生活所迫，却并不影响我们守护自己与别人的梦想。学校里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教师，我们虽然没有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但依然用功读书，潜心教研。我们没有把“高考”二字看得多么惨烈，对待“成功”亦没有太过急切。老师的职业，不是我们生存的捷径。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对人生的重新审视、定位，是对梦想的坚持，是对自我价值感的守护。当高考成为一个远去的梦，我们年复一年，擎着一盏明亮的灯，让赴梦的孩子行路有光。

院士高考回忆录｜孙宝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35教育网(https://www.35shipin.com)小编还为大家带来院士高考回忆录｜孙宝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相关内容。

作为香料和食品风味化学专家，孙宝国是我国食品科学领域唯一一位专注香料研究的院士。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含硫香料生产技术很落后，许多关键香料自己生产不了，受制于人，其中2-甲基-3-呋喃硫醇（国外代号“030”）和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醚（国外代号“719”）进口“身价”堪比黄金，每公斤分别高达14万元和16万元。1986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孙宝国参加了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花了4年时间攻克“030”香料合成技术。其后，他在“030”的基础上，又通过4年的攻关，在1994年攻克了“719”合成技术。

1994年，孙宝国为了攻克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醚（国外代号“719” ）的关键技术，夜以继日泡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孙宝国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是天然级肉味香精制造技术。

国外肉味香精一般是通过香料调香或以水解植物蛋白、酵母提取物为主要原料经过热反应制造的，尽管产品香味浓郁，但缺乏纯正的肉香味。孙宝国和科研人员根据肉香味的形成机理，提出了“味料同源”的中国特色肉味香精制造新理念。遵循该理念，他研究开发了以畜禽肉、骨为主要原料的天然级肉味香精制造技术，核心技术获得4项授权发明专利。

作为第一完成人，孙宝国于1999年、2000年和2016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9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对于这些成就，孙宝国说，一方面是他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他的责任和使命担当。正如他勉励即将高考的学子：“无论干什么，要么不干，要么培养兴趣让自己想干，能够从繁琐的、枯燥的科研中找到乐趣、找到享受，你就具备了在这个领域走向成功的基本素质。”

孙宝国注定与化工有着不解之缘。

1961年，孙宝国出生在山东招远县（现为招远市）金岭镇山上孙家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成为了村联办中学的一名初中老师，原本对数学感兴趣的他教起了物理和化学。就是这一年的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他也萌生了考大学的想法，这一考就是四次。

第一次没有充分准备，大学没考上；他转而考中专，两次都考上了，最后却卡在体检上；第4次他以远高于山东重点线的分数，考上了北京轻工业学院，“当时上大学就两个想法：不想再当老师，也不想再搞化学。”但最终他还是当了老师，搞起了精细化工，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其研究成果填补了20多项国内空白。

凭借在食品香料香精领域的卓越贡献，孙宝国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他被同行尊称为“香料院士”。

寄语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孙宝国说：“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的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跟使命，你遇到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目标和追求。”他希望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们，要分清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目标和理想，做好规划，分步实施，“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心想事成。”

孙宝国院士对即将高考学子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谈高考：离开农村到了北京，实现了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 你是何时参加高考的？当时过程顺利吗？

孙宝国： 参加高考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一共考了4次。1977年，我16岁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的村联办中学当了一名初中老师。当时正好缺一个物理老师，担任化学老师的四川万县知青想走，没人接课她走不了，于是我就教物理和化学两门课。那时候当老师也没经过培训，拿起课本就上讲台，都是现学现卖。

1977年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当时就想报名参加。校长是支持我们高考的，但他也提前“敲打”我：考大学可以，不能耽误了学生的课。所以我虽然报名参加高考，还是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深夜还要刻蜡纸油印资料、试卷。由于没有准备，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

第二次我就转去考中专了，当时想着要离开农村。中专是考上了，结果到县城体检，因为太紧张，血压偏高没通过；第三次又考中专，同样也是考过了，体检时又卡在了血压上。其实我血压并没有问题，就是条件反射，一体检就害怕。

那时候我就考虑，如果继续当民办教师，将来转正没问题，可自己这么年轻就和学校的老民办教师争名额，他们不少是我的初中和小学老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得继续考大学。1979年10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脱产进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办的培训班。准备参加第四次考试时，我还在纠结到底考中专还是考大学，我的物理老师建议我还是考大学，他是“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的，他当时说的理由很简单，“大学和中专相比，一毕业就差两级工资。这一辈子你都追不上。”

这么一听，我决定还是考大学。由于这次高考我提前准备了近10个月，在进修学校学得比较全面；那几年物理和化学老师也没白当，1980年高考时，满分都是100分的化学和物理，我分别考了98分和94分，总分413.5分，远高于山东360分的重点线，被北京轻工业学院录取。

我不仅离开了农村还到了首都北京，也算是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 还记得备战高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孙宝国： 我印象挺深的。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各种报刊转发，陈景润的故事风靡全国，我们看了也很受鼓舞，大家都在向他学习。

当时在农村中学，教师办公室分正房和厢房。除了备课时间，我们几个年轻老师都会跑到厢房学习。夏天厢房很热，我穿着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坐一会儿浑身是汗。学校的老教师都称厢房为“陈景润小屋”。

教师进修学校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借用县城附近一所联中的教室，我们住村子里的房子，打地铺，外边用土坯挡一挡，里边铺上点沙子，沙子上面放麦秸秆，再铺上草褥子。只要是晴天就得赶紧晒被子、褥子，要不潮得没法睡。

但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学校准军事化管理，早上6点起来跑步，从早自习一直学到晚自习，晚上9点下晚自习，宿舍10点熄灯。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们水平很高，好不容易赶上了集中学习的机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进步飞快。1980年7月9日高考结束，自己就胸有成竹了，这次肯定没问题。

谈大学生活：丢了棉大衣学校还给补助，非常感动

新京报： 还记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吗？

孙宝国： 我当了三年初中老师，唯一一次离开招远，就是到了莱州的平里店中学参观教具展，离我们中学有二三十公里远，骑自行车当天来回。

来北京上学，家里也没人送。我是从潍坊走的，到了潍坊，第一次看见了红绿灯，也是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车站到学校的路线，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明白：北京站下车，坐103路电车到展览路，再换101路或335路公共 汽车 到马神庙站。我比通知的报到时间早到了一天，到北京站那天是早晨6点左右，人有点迷迷糊糊。我坐103路到了展览路，上了335路就坐过了站；再下车到对面往回坐，结果又坐到终点；又下来再往回坐，这次总算是找到了学校。所以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学校刚恢复重建一年，正值暑假，操场上全是草。不少城市来的学生都觉得学校条件太差了，但对于从农村来的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宿舍虽然是上下铺，但终于是睡在床上，不用打地铺睡地上了。

新京报： 大学生活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孙宝国： 大学第一学期，冬天，校学生会换届照合影，穿棉大衣照相不好看，我就把大衣脱下来放在旁边。结果等合影结束一看，大衣没了。当时我就傻了，没有棉大衣这冬天怎么过？第二天辅导员跟我说，“赶快写个申请，给你补助20块钱，去买个大衣。”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就写了申请领到了20块钱，我记得买大衣花了18块，还剩下两块钱。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感受到学校的温暖，这也是为什么我上大学不愿意当老师，后来还是选择了留校。工作以后，无论是资助困难师生，还是为学校基金会捐钱，我从未犹豫过。我应该是工薪阶层中捐赠学校基金会和师生金额最多的几个人之一。我认为人应该有感恩之心。

寄语高考学子：艰苦的环境更能成就一番事业

新京报： 大学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哪些改变？

孙宝国： 还是那句老话，知识改变命运。大学让我学到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为后来的科研和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学校会请专家来做报告，举办音乐会。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交响乐，但也会学着去欣赏。

在大学期间，我还学到了很多科学文化知识之外的技能，锻炼了自己的意志。

我学会了滑冰、游泳。记得一年冬天，我穿着秋衣到玉渊潭公园跑步，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去了却发现有人在冬泳，立马感到相形见绌，于是我也想试试。从1985年夏天起，我每周至少游6次，10月中旬天气转冷，跟我一起游泳的几个年轻的同事纷纷“撤退”，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坚持了下来，连续游了3年。下雪结冰时游泳，每次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意志的考验，战胜自我的快乐，使得我以后在科研上能够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也是在坚持冬泳期间，我考上了研究生，从此走上了搞研究的路。

新京报： 对于即将高考的学子，你有什么想说的？

孙宝国： 我们那一代人，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给大家创造了条件，也是这一代人的幸福。但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总要受到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包括自身、家庭、 社会 发展阶段等。有想法、有目标、有选择当然是好事，但客观条件达不到时，我们也要有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

我们都知道黄山有棵迎客松，世界闻名。但是迎客松生长的环境多恶劣？它是从山顶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它肯定不愿生存在石头缝里，但如果它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即便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不会有迎客松那么举世闻名。

所以换句话说，艰苦的环境更能够锻炼人，也更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虽然我们上学时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除了数理化，还有其他很多学科，无论是学什么，都要努力地去学深、学透、学精，才能为自己有所作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人物简介

孙宝国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1980年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1999年，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为北京工商大学）。2003年获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孙宝国成为北京市属高校培养的第一位院士。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刘军

以上就是35教育网整理的那些年，哪些高考的事相关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敬请查阅35教育网。更多相关文章关注35教育网：www.35shipin.com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